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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50年前政论重新出版写一千字起码两个

2019-09-11 15:22:08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金庸50年前政论重新出版 写一千字起码两个钟头

金庸与女星夏梦 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一个人,要有大成就,只靠聪明是不够的。

金庸先生天分之高,固不待多言,更难得他精力过人、勤勉过人。治事与着述,两不相误。治事,乃将《明报》经营为全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。着述,写出了约千万字的小说,其他类型的文字也有千万字之谱。这些作品,绝大部分写于年代,短短20年间。金庸之大成,殊非幸致。

目今我们所见的金庸作品集,不论是明窗版、远景版、三联版还是朗声版,收录的仅是金庸的武侠作品,严格说来,只算“半部”作品集。

1998年,陈平原教授便有所期待:“倘若有一天,《查良镛政论集》出版,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,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。”可惜,金庸对自己先前所写政论性质的文字,可不像对他的小说那么措意。金庸曾对说:“我们这个报纸的评论是很公正很中肯的,但工作是一个短期的,不是永久性的,而文学创作是一个长期的、永久的事情。”是故,金庸只在1984年出版过一本《香港的前途—明报社评之一》。

查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。也许,现今的他,更有意愿“却顾所来径”,就有了这部《明窗小札1963》的结集、出版。

金庸生平,大宗的着述,也就这么三份了:15部小说,约千万字;二三十年间,七千余篇《明报》社评,超过五百万字;起于1962年12月,讫于1968年10月,每日一篇的《明窗小札》,总数两千篇,二百多万字。

出于同一作者,三类着作,分属三个名字:小说作者,叫做“金庸”;《明报》社评一般是不署名的,特别重要的篇章,会标出“查良镛”之名;《明窗小札》则以“徐慧之”之名发表。

三样文章,笔致大不一样。小说自然与社评不同。小说感性,社评理性。写这两种不同的文类时,“两个脑子分开”(金庸自语)。即便同样以时事为话题,金庸所写社评,与小札,风格也大不同。社评张,小札弛;社评如酒,小札如茶;社评多论辩,小札似清谈;社评更严正,小札更放松。

也有不轻松的话题,往往与当日的时局相关。

金庸坐到“明窗”之下,谈京剧,谈武侠小说,谈香港九龙城寨,谈古巴导弹危机,谈南越与北越,谈南韩与西德,谈疯狂变态的日本影迷,谈奶罩与苏联的经济四海五洲,无所不谈。

略带谈话风,而时有逸趣。谈到戴高乐,“今天算得上是他最得意的时候,大鼻子比前越发光亮了”。看着这两句话,再想想老戴那高耸的大鼻子,越想越可乐。

这位徐慧之先生,旧历年底,买到一个大花瓶,瓶底居然写有“成化年制”字样,一望即知为“明朝名瓷”,然而价钱又实在太廉,不免稍觉疑惑。暂且不管它是真品赝品,“这花瓶上绘的都是战将武士,杀气甚重”,买回家,利于“新年赌钱,大杀三方”。感觉有一位大人物,已然孕育胎息于这几句话中,那就是清初大败罗刹国的民族英雄韦小宝爵爷了。

打扑克牌,打完一局后,一人说:“我这底牌是A。”另一人不信,就说:“你这牌如果是A,我就吃了下去。”《小札》作者说:“真有人把纸牌吃了下去的。”很容易让人想到《笑傲江湖》,桃根仙与祖千秋打赌:“你如身上有这八只酒杯,我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。”等祖千秋取出酒杯,桃根仙竟当真“将半只古藤杯嚼得稀烂,吞下肚去”。

1970年金庸作《卅三剑客图》,由罗伯特·肯尼迪遇刺,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刺客。我早前读此文时,就觉得金庸对肯尼迪兄弟甚多好感,虽然他就很少说过美国的好话。这一感觉如今从《小札》中得以证实。书中提及约翰·肯尼迪总统处不少,而无一恶言,多有褒语。例如,说他46岁初握政权时,别人都瞧他不起,“但事实证明,他的表现不比任何年老的政治家们失色”。

五十年前,金庸写作“小札”,谈的多是当时热点;五十年后,我们方得见此“明窗”,其间论及的人与事,早成陈迹,连金庸高度关注的当日那不可一世的苏俄帝国,亦已崩解,正是:箫管有遗音,梁王安在哉!

隔着五十年的烟尘,恍恍惚惚,竟不知今日所读,是,还是历史?好在,许倬云先生早有解释:“是短历史,历史是长。”

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说,改了又改,这《明窗小札》,却是一字不改。他对此书编者李以建说:“不要做事后诸葛亮,刻意修改或掩饰自己当时的观点和立场。”这种态度,最是要得。不像有的人,不断改动自己早先的论政文章,又从不肯明白交代给读者,以此显示自己神目如电、绝对正确。对照之下,甚是可鄙!

金庸说过:“倪匡写得很快,快得不得了,我说你这样快的文章写不好。”金庸本人,不仅是天分高,也不仅是写得勤、写得多,最难得,是他那种敬慎的态度。写社评,推敲琢磨,“字字皆辛苦”;写小说,“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,一字一句都斟酌,所以一千字的稿,往往是改了又改,起码花两个钟头”;这两千篇《明窗小札》,想来亦是心血所聚,写来并不轻松。

金庸的创作态度,不是现代与当代任何“通俗作家”可比的,比起今日国中大多数的倚“严肃文学”以自雄的作者们,实在也未见得怎样的更不“严肃”。

很多人,因为武侠小说之“通俗”,而轻看金庸作品。他们不知道,或者忘记了,近在百年前,国人是把所有的小说都归类为“俗”的。今日无人不艳称的“四大名着”,在那时绝大多数人眼中,也就是“闲书”罢了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文学类型本不该有高下之别,实际创作成就才有高低之分。

我个人对金庸的成就评价甚高。他在史上自有其地位,在将来的、不复囿于成见的小说史上,更将有极崇高的地位。如此人物,写下的片言只字,我都认为值得珍视。按作者的预想,1964—1968年的《小札》,此后也将陆续、印出。查良镛先生五十年前的“明窗”,将再度开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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