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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品正亲历战败后的日本7z

2019-07-08 10:34:22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本报 蒋蓝/文 小程等/图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,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伟大胜利。次年,8岁的廖品正随父前往日本,在东京生活了两年。日前,廖老接受采访,回溯记忆中战后日本生活的一些故事。儿时的记忆有着战争的黑灰基调,也有着童年的斑斓五彩,提醒着人们,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发展良机。廖品正,1938年出生在成都市正府街41号廖家老宅,成都第22中学退休教师。父亲廖季威系抗战胜利后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。1946年至1948年随父在日本东京生活了两年,近年接受过中央电视台、日本《读卖》等机构采访,长期关注和支持“成都大轰炸”受害者向日本正义申诉的活动。(2014年8月11日)2011年7月27日,是一个“桑拿天”,数百人围聚于成都市人民公园“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周围,祭奠亡灵、缅怀英烈——1941年的当天:108架飞机投下440枚炸弹,当场夺去689条生命,1368人伤残。被炸地点主要为少城公园、盐市口、春熙路、大慈寺一带,被炸街道82条,毁坏民房3205间,这是抗战中成都遭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最严重的一次。这是成都绕不过去的惨痛记忆,这是成都最深的伤口!在这里,我见到一位儒雅的老人背一个大包在会场周围摆放有关“成都大轰炸”的老照片和文字说明,大约几十幅,很多市民驻足观看,听老人讲述这些图片背后的故事。这位老人就是廖品正,他义务做这一历史普及工作已经多年了。几天前我与廖老约定了采访时间,他一口应允。采访当日我打去,得知他因用脑过度在家突然晕厥,目前在空军医院治疗。我当晚赶到医院,廖老正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。他一再申明,此次生病仅是突发事件,不碍事的。他在病房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,说:“你希望我详细谈谈在日本的那两年生活,这几天我一直在回忆,查阅了一些资料,决定少炒冷饭,给你讲一讲一个少年心目中的战后日本……”“我的父亲廖季威出生在成都市正府街41号。1936年6月,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回国后任南京步兵学校学兵队连长、湖南永州战防炮教导总队中校教育主任。1942年夏,父亲从炮兵训练部队调到重庆,在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任中校参谋,1944年升为上校参谋。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指挥机关,第一厅管作战,第二厅管情报;第二厅第一处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。在重庆期间,父亲与宋楚瑜的父亲宋达是同事,宋达亦为上校参谋,与我母亲苏荣辉又系湖南同乡,两家关系密切。我父亲精通日、英、德文,很快投入到对日军事情报的收集分析工作中。“1945年10月,父亲看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公文,商请中国派5万人的军队,协助盟国占领日本。中方随后将曾在河内担任受降任务的荣誉一师、荣誉二师合编的67师派为驻日占领军,后来占领军未能成行,仅派出代表团。我父亲曾感叹:‘我是抱憾终生的中国占领军上校。’大量的准备后,次年5月27日,由中国对日管制委员会、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及家属飞抵日本。”廖品正说,在中国方面指挥下,父亲和同事、海军少校钟汉波等人协力完成了几件大事:将两个参加“百人斩”的狂魔引渡回中国审判;将甲午海战中“镇远”“靖远”两舰的舰锚、舰链及炮弹等从上野公园索还。这批被虏物后转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陈列。1959年,“镇远”舰铁锚被送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而两名杀人狂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曾相约劈杀中国人的比赛,从无锡“开刀”,当他们轻的日本女人为一点食品就委身于大兵的事情非常多……地摊上出卖的东西惊人便宜,我父亲就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德国蔡司相机,等于白捡。记:在那两年,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?廖:我们小学隔壁有一所日本小学,他们每天要举行升旗仪式,奏乐、敬礼……我们立即建了一根更高更大的旗杆,缝制的旗帜也更大,我们虽然学生少,仍然每天举行升旗仪式,高唱国歌。我们那时少不更事,过于简单地把民族仇恨化作具体行动,那就是下课后,痛打隔壁学校的“小日本”,他们一般不敢还手。有几次闹得较大,他们去找警察,日本警察跑来乱叫一通,中国宪兵闻讯赶到,立即拔枪。对方一见这阵势,鞠躬、敬礼、赔不是,灰溜溜地散了。因为这个原因,后来日本方面调整了他们的上下课时间……记:你们平时也出去玩? 廖:课余时间四处走,日本人一见是中国人,就低头过去。我身上装有粉笔,在警察局墙头写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,他们一声不吭,待我们走了再悄悄擦掉。我们还到一些神社去玩,那里也没人看管,随便进出,我们也用粉笔写标语……周末家宴,满屋谈笑风生记:当时你家里一定宾客云集……廖:我母亲苏荣辉是湖南湘潭人,四川菜和湖南菜都很拿手,每到周末,父母常常在家举行宴会,招待本组和代表团的单身汉。参与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,当时没带家属,独自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一起住在帝国酒店的一个套房,有办公间、会客厅和卧室。梅法官与国内的联系要经由驻日代表团,因此常常来代表团驻地。他平时住大酒店吃西餐,来代表团办事后或者周末,都常到我家来吃家乡菜。梅法官很健谈,每次他到我家做客,满屋谈笑风生。印象很深的客人还有海军少校钟汉波,一身白色的海军服,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,在他雪白的制服上留下很多“黑手印”,他不以为忤。也有日本名流来访,有时也参加家宴。日本客人常常称道母亲厨艺入品。父母知道当时日本家庭大多生活艰苦,有时特意分留一些食品让日本客人带回去。记:你离开日本时有什么感受?廖:协助并参加东京大审判之后,1948年10月父亲奉命提前回国。父亲反对内战,深知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,也不去报到了,举家悄然返回成都,最终脱离国民政府。家父日后写了不少回忆文章。母亲病逝于上世纪80年代,2007年4月20日家父去世,享年94岁。他生前很想念当年驻日代表团的同事,渴望祖国早日统一,渴望中日世代友好,不再重蹈内战、中日战争这两大历史浩劫。阔别66年,再见儿时玩伴记:你父亲后来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,情况怎样?廖:家父精通日语、英语、德语等语种,1960年进入省图管理外文书库。“文革”中,他珍藏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图文资料被抄被毁。他写出了《我任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官经历记》《冈村宁次曾图谋入侵四川》等重要回忆文章。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,他将右手手模留在了建川博物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上。后来我遵照父亲遗愿,将他那枚水晶印章捐赠给了博物馆。2009年11月,这枚印章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文物。记:你近年与当年在日本的同学联系过吗?廖:他们一部分亡故,一部分留在美国。2013年,抗战史专家方军来成都采访我,通过他搭桥,我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吴青教授取得了联系。2014年3月6日,在北京眉山东坡酒楼,我与吴青见面了。第一眼我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。我们的父母都去世了,我们也垂垂老矣。中央电视台7频道拍摄了这一阔别66年的会面……记:近日,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索还中国文物,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掠夺的“中华唐鸿胪井刻石”。廖: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,也将拉开民间索赔文物的序幕,我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正义事业。多年来,我尽其所能,恢复抗战真相、复原川军抗战事迹、为“成都大轰炸”正义诉讼案提供材料。日本要以史为鉴,正视中日遗留的历史问题,遵守国际法准则,沿用国际先例,尽早归还中国文物,并对其无差别的“大轰炸”谢罪和赔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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